文｜杰玛·哈特莉

母亲节那天，我要了一份礼物：到家清扫服务。具体来说，是清扫卫浴和地板，如果加洗窗户的费用也合理的话，那就一并清洗。对我来说，这个礼物与其说是在打扫居家，不如说我终于可以摆脱家务责任一次。我不必打电话向多家清扫公司询价，不必研究及审查每家公司的服务质量，不必付款及预约清扫时间。我真正想要的礼物，是摆脱脑中那个老是纠缠着我的情绪劳动。至于家里打扫后干净如新，那不过是额外的收获罢了。

先生等着我改变主意，要求一份比到家清扫服务更“简单”的礼物，例如换成他可以上亚马逊一键下单的东西。但我坚持不改，他失望之余，在母亲节前一天终于拿起电话预约，但询价后觉得太贵了，誓言自己动手做。当然，他还是给了我选择机会。他先告诉我到家清洁服务的高昂费用（因为我负责控管家用预算），接着不敢置信地问我还想不想叫他预约那个服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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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我真正想要的，是希望他上脸书请朋友推荐几家清洁公司，自己打四、五通电话去询价，体验一下这件事要是换成我来做，势必得由我来承担的情绪劳动。我想找清洁公司来彻底打扫已经有一阵子了，尤其自从我的自由接案工作开始大幅成长，导致我分身乏术后，我更想那样做。之所以迟迟没做，部分原因在于不亲自做家务会让我感到内疚，更大的原因在于，我不想花心思去处理“请人来打扫”的前置作业。我很清楚事前准备有多累人，所以才会要求先生做，把它当成礼物送给我。

结果母亲节那天，我收到的礼物是一条项链，我先生则是躲去清扫卫浴，留下我照顾三个孩子，因为那时家里其他地方一片混乱。

先生觉得，他正在做我最想看的事——给我一个干净如新的浴室，而且不必由我自己动手清洗。所以当我经过浴室，把他扔在地板的鞋子、衬衫、袜子收好，却丝毫没注意到他精心打扫的卫浴时，他觉得很失望。我走进储藏室，被一个搁在地板的塑料储物箱绊倒，那个箱子是几天前先生从高架上拿下来的，因为里面有包装母亲节礼物所需的礼品袋和包装纸。他取出需要的东西，包好送给他母亲和我的礼物后，就把箱子搁在地板上，变成碍眼的路障，（至少对我来说）也是看了就生气的导火线。每次我需要把换洗衣服扔进洗衣篮，或是去储藏室挑衣服来穿时，那个箱子就挡在路中间。几天下来，那个箱子被推挤、踢踹、挪移到一旁，但就是没有收回原位。若要把箱子归位，我必须从厨房拖一张椅子到储藏室，才能把它放回高架上。

“其实你只要叫我把它放回去就好了。”他看到我为箱子心烦时这么说。

那个箱子显然就挡在路中间，很碍事，需要放回原位。他直接把箱子举起来、放回去，不是很简单吗？但他偏偏就是绕过箱子，故意忽视它两天，现在反而怪我应该主动要求他把东西归位。

我说：“这正是症结所在。”眼里泛泪，“我不希望这种事情还要我开口要求。”

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任务，对他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为什么他偏偏不肯主动完成？为什么非得我开口要求不可？

这个问题促使我含泪据理力争。我想让先生了解，为什么当一个家管，身负发现问题、分配家务，还得若无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；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责任，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负担。有事情需要处理时，只有我注意到，而且我的选项很有限，我要么得自己完成，不然就得委托别人来做。家里要是牛奶没了，我得记在购物清单上，或是要求先生去超市购买，即使最后一口是他喝光的。家里的卫浴、厨房或卧室需要打扫时，也只有我注意到。再加上我十分注意所有细节，往往导致一项任务暴增成二十项。我把袜子拿去洗衣间时，沿途注意到有个玩具需要收起来，于是我开始动手整理游戏间，接着我又看到一个搁在一旁的碗需要放入水槽，于是我又顺手洗了碗盘，这种无止尽的循环令人烦不胜烦。

家务不是唯一令人厌烦的事。我也是负责安排时间表的人，随时帮大家预约行程，知道行事历上有哪些待办事项。我也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，举凡我先生把钥匙扔在哪里、婚礼何时举行及着装规定、家里还有没有柳橙汁、那件绿毛衣收在哪里、某某人的生日是几号、晚餐吃什么等等，我都知道。我的脑中存放着五花八门的清单，不是因为我爱记这些事情，而是因为我知道其他人都不会记。没有人会去看学校的家长联络簿，没有人会去规划朋友聚餐要带什么餐点前往。除非你主动要求，否则没有人会主动帮忙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。

然而当你主动要求，并以正确的方式要求时，那又是一种额外的情绪劳动。在许多情况下，当你委托别人做事时，你还需要三催四请，别人听多了还会嫌你唠叨。有时，这件事根本不值得你一遍又一遍地以恳切的语气催请对方（而且还要担心对方嫌你啰嗦），所以我会干脆自己做。有好几个早晨，我帮女儿把鞋子拿到她的跟前，帮她穿上。并非因为她不会自己穿鞋，而是因为我不想同一件事得连续讲十几次，讲到我发飙大吼快迟到了，她还没把鞋子穿上。我希望先生打扫院子，但又想维持婚姻和谐时，必须注意自己讲话的语气，以免语气中流露出些许的怨恨，因为我要是不主动提醒的话，他永远不会注意到院子需要打扫了。为了迎合周遭的人，我不得不压抑情绪，只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平顺，毫无纷争。要不然的话，我会自己做完所有事情。孩子当然不必做这种选择，先生也不必，那是我的任务，一向如此。

而且无论我做了多少事，似乎总有更多事情在等着我，且那些事情比最终完成的任务还费时，但我周遭的人大多没注意到。这种感觉对很多女性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我读蒂芙妮·杜芙的《放手》时，看到她讲述生完孩子后对先生的怨恨，立刻感同身受，跟着气愤起来。杜芙写道：“我们在外面都有全职工作，但是回到家，我做得更努力。而且气人的是，他似乎没意识到我为了维持这个家顺利运作所做的一半事情。换句话说，他不仅做得比较少，也没意识到我做得比较多！”然而在他的脑海中，他可能认为自己做的已经够多了。男性大多是这样想的，因为他们自觉已经比前几代的男性做得更多了。1965年到2015年间，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增加了一倍多，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增加了近两倍，但这些大跃进并未带给我们完全的平等。家中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存在。女人在家务及照顾孩子上所花的时间，仍是男人的两倍 。即使在比较公平的两性关系中，男女双方平均分配家务及照顾孩子的体力活，感觉起来还是女性做得比较多……她们确实做得比较多，因为我们并未把这些任务中的情绪劳动也量化计入。通常我们很容易忽略自己“多做”的部分，因为“多做”的部分大多是无形的。许多情绪劳动的核心，是为了确保每件事情能顺利完成而承担的精神负荷。对每一件产生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，其背后都隐含着无形的心理付出，而这些大多是由女性负责关注、追踪与执行。

那个母亲节迫使我潸然泪下的原因，不单是那个一直搁在地上的碍眼储物箱，也不是因为先生无法送我真正想要的礼物。而是经年累月下来我逐渐变成家中唯一的照护者，照顾每件事及每个人，而所付出的劳心劳力完全隐于无形。

当我意识到自己无法向先生解释为何如此沮丧时，我终于达到情绪爆发的临界点，因为我再也找不到那些情绪的源头了。曾几何时，落差变得那么大？情绪劳动一直以来不是我的强项吗？我难道不是主动选择照顾我们的家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吗？我不是本来就比他更擅长这件事吗？要求重新调整我们之间的平衡，难道是我要求太多了吗？

我不单只是为了自身利益而自省。如果我不把情绪劳动视为分内工作，周遭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我在意的是结果：那些事情会搁在哪里？谁会去捡起来做？如果我放着家务不管，谁会遭殃？如果我不在意我的语气和举止对先生的影响，我们会吵到什么程度？我这辈子已经习惯超前思考，预测周遭每个人的需求，并深切地关心他们。情绪劳动是我从小就接受的一项技能训练。相反的，我先生从来没受过相同训练，他懂得关怀，但不是体贴入微的关怀者。

然而，当我认为自己不仅是那份工作的更好人选，更是最佳人选时，那也表示我把一切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我比较擅长安抚孩子的脾气，所以这件事情由我来做。我比较擅长维持屋内清洁，所以我负责绝大多数的打理及任务分派。我是唯一在乎细节的人，所以由我来掌控一切是很自然的事。但诚如谢丽尔·桑德伯格（Sheryl Sandberg）在《向前一步》（Lean In）中所写的，成为唯一关心这些事情的人，可能导致破坏性又有害的失衡。“每个伴侣都需要负责具体的活动，不然男方很容易觉得他是在帮忙，而不是在做分内的事。”对我先生来说，那些归纳在“情绪劳动”那把大伞下的任务，已经变成他在帮我的忙。他所做的情绪劳动，跟精心打理生活或抱持更深的责任感毫无关系。当他不需要我开口就自动完成一项任务，并承担过程中的精神负担时，那是在对我展现“美意”，是一种需要称赞和感激的行为，但同样的任务由我来做时，却无法指望同样的回报。对我来说，情绪劳动变成一个竞技场，我的价值与每项任务都交缠在一起。

我感到愤怒，精疲力竭。我不想战战兢兢地走在一条微妙的分隔在线，一边要顾及他的感受，一边又要清楚传达我的想法。打理伴侣的情绪，包括预知对方的需求，避免任何不悦，保持心平气和，是女性从小就被教导要承担的责任。这个假设的前提是，女性要求男性尽力解决情感纠纷时，男性若是反驳、恼火，甚至愤怒，那些都是“自然”反应，也是可接受的。在宾州西切斯特大学指导“情绪劳动”这个主题并发表相关文献的性别社会学家莉萨•西伯能博士（Lisa Huebner）指出：“一般而言，社会中的性别情绪，是持续强化‘女性在生理上先天就比男性更能够感觉、表达、管理情绪’这种错误观念。这并不是说，有些人因性格之故，在情绪管理上不如人。但我认为，我们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，这种能力是由性别决定的。在此同时，社会也想尽办法确保女孩和女人为情绪负责，却放任男性不管。”

即便是讨论情绪劳动的不平衡，讨论本身也涉及了情绪劳动。我先生虽然个性好，立意良善，他还是会以一种非常父权的口吻来回应批评。逼他去了解情绪劳动究竟有多累人，就好像是对他做人身攻击似的。到最后，我不得不权衡下面两件事的利弊：“让先生了解我对情绪劳动的失望有什么好处”“以不会导致我们争吵的方式来传达那些想法，究竟要付出多少情绪劳动”。两相权衡后，我通常会觉得“放弃不谈”比较省事，并提醒自己，另一半愿意接受我分派给他的任务已经很幸运了。相较于许多女性（包括家人和朋友），我知道自己的处境已经算好了。我先生做很多事情，他每天晚上都习惯洗碗，也经常做晚饭。我忙着工作时，他负责哄孩子就寝。只要我开口请他做额外的家务，他都会毫无怨言地完成。有时候期待他做一点家务，好像我太贪心了。毕竟，我先生是好人，也支持女权主义，我也看得出来他有心想要理解我的意思，只是他终究还是不明白。他说，他会尽量多做一点打扫工作来帮我分担家务，也重申只要我开口向他求助就行了，但问题就在这里。我不想巨细靡遗地管理家里所有大小事，我希望另一半可以跟我一样主动积极地面对家务。

乔尼·布鲁西（Chaunie Brusie）在Babble网站上发表了一篇热门文章，文中提到她在家务上缺乏协助，她回想起当时的想法：“如果夫妻俩饭后一起清理残局，不是可以更快一起休息放松吗？如果孩子知道母亲不该是唯一的清洁者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把两人共享的空间视为一种共同责任，不是比较合理吗？”基本上，如果所有的情绪劳动不是完全落在她身上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如果她的先生（或孩子）能主动注意到家里需要做什么，并主动去做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布鲁西是自由作家，在家全职工作，年薪六位数（美元），她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家人“帮忙”。事实上，她想传达的重点是，照顾全家的责任根本不该由她一人承担，但偏偏事实就是如此。她在文中提到，她选择把饭后的一些杂务分派出去。她不仅要和颜悦色地提出要求，当她第一次分派家务遭拒时，还得以完成任务后一起玩游戏作为诱因，家人才肯答应。如果她想请家人“帮忙”，就需要以愉悦的口吻提出恳求，即便是“帮忙”清理家人弄乱的东西。“我们把做家务视为‘帮妈妈的忙’，而不是做该做的事。”布鲁西写道，“我希望孩子了解，打理我们的家很重要。正因为很重要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。”然而，当另一半不会主动注意到家里有什么事情该做时（即不懂得平均分担家务的身心劳动时），你很难说服他这样做。把垃圾拿出去倒确实很好，但真正重要的是，他应该负起“注意何时该倒垃圾”的责任。

不过我试图向先生解释这点时，他很难理解“倒垃圾”和“注意何时该倒垃圾”的差异。只要任务完成了，管他是谁要求完成的！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吗？听他这样反问时，当下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，所以我把导致那一刻混乱的所有挣扎和沮丧写下来，然后以专文发表在《哈泼时尚》上。我知道有些女性马上就了解我那篇文章想表达的重点，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种无形的工作——为了维持整个系统的顺利运作而为轮子上油。我们对于持续担负起超量的情绪劳动感到沮丧。不过，当那篇文章《女人不唠叨——我们只是受够了》以惊人的速度被疯狂转发时（截至本文撰写之际，那篇文章已被分享九十六万二千次以上），我还是很惊讶。数千位读者留言及评论，很多女性纷纷分享她们的“母亲节时刻”，她们也遭遇到伴侣不明就里的反驳，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思维脉络。数百万来自各行各业的妇女纷纷点头说：“是啊，我也是！”那个团结时刻令人感到窝心，但也令人灰心。我不禁纳闷：“为什么现在才引起那么大的回响？”

（本文摘选自《她们不是唠叨，只是受够了：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》）

《她们不是唠叨，只是受够了：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》

[美]杰玛·哈特莉 著

洪慧芳 译

新星出版社

家里牙膏、卫生纸快用完了，阳台的衣服早就干了，只有你注意到；开会时负责倒水，洽谈时微笑迎合，是你的责任；当你终于忍无可忍，发火时还要纠结会不会惹人不快……这些天生就是女性的事吗？为什么女性做这些就是“应该”，男性做却是“帮忙”？这些劳心费神的情绪劳动不但无处不在、没完没了，而且不被看见、无法转移。本书揭示了传统社会规训下失衡的情绪劳动真相，并结合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，把女性在家庭、职场和社会中面临的不可言说的困境剖析得鞭辟入里，是霍克希尔德之后，为情绪劳动正名的最新力作。